鄭在東的遊歷與歸處｜文：沈裕昌

　鄭在東近年創作的核心關懷，是「遊歷」與「歸處」。鄭在東本好遊觀山水，行蹤遍歷江南漠北。六朝以降，「山水」、「田園」始為詩歌主題，謝靈運詩之「遊」、陶淵明詩之「歸」，即為此中代表。此後，「山水」、「田園」躍居詩歌、書畫中恆久不衰的經典主題，「遊歷」、「歸處」亦成為長年縈繞於文人心頭的殷切盼願。今日的讀者在去脈絡式的閱讀下，經常將東亞古代詩畫中的「山水」、「田園」，理解為西歐古代詩畫中恬淡靜謐的「田園牧歌」。然而，〈歸園田居〉寫於五柳先生度窮之日，故雖有「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」的清貧之樂，然仍以「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」為其思想基調。〈登廬山絕頂望諸嶠〉寫於康樂公流放之時，故雖有「捫壁窺龍池，攀枝瞰乳穴」的探景之趣，然仍以「晝夜蔽日月，冬夏共霜雪」表達山水與其心彼此隱絕、兩不相知之歎。因此，如果我們將鄭在東近年創作中的「遊歷」與「歸處」，置放在全球疫情、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波動與經濟震盪等社會脈絡下觀看，或許得以更進一步理解其當代意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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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疫情封控下，困居者不安於其室，欲「遊」而不可行，雖身在自宅中，精神上卻因不安而已失其「家」。烽火硝煙中，前線戰士未卜其途，欲「歸」而不可得，雖身在千里外，其心思卻片刻未曾離開其「家」。因此，「遊歷」與「歸處」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「往」、「返」問題，也不只是意識內在的「漫遊」（即波特萊爾（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，1821-1867）意義下的「flânerie」）與「歸家」（即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，1889-1976）意義下的「Heimliche」）問題。「山水」之所以不是「風景」，正必須從「遊歷」談起。鄭在東曾於訪談中提及，文人遊山玩水，不是航海時代殖民主義式的「探險」，也不是浪漫主義式的「征服」，而是「與古人同遊」。因此，文人「遊歷」所嚮往者，並非「人類未知之異境」，而是「古人曾歷之故地」，是此生雖然未曾踏足、卻已透過古人詩畫神遊其中之地。往此「初次造訪之故地」，則是為了一見「未曾謀面之故友」眼中之山川風貌。但見景物歷歷在目，古人詩中字句、畫中筆墨縈縈於心，以古人之耳目，覽眼前之山川，既藉古人知山川，亦藉山川會古人，「與古人同遊」，此之謂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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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由此可知，文人須先透過「詩畫」與古人神交，始能在「遊歷」中與古人同遊。此「交」與「遊」，完全不受物理時空上的限制，因此亦非現代意義下的線性與進步時間觀所能理解。「遊歷」—正如阿甘本（Giorgio Agamben，1942-）在〈什麼是當代人？〉中對尼采（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，1844-1900）概念的引用與詮釋—是「不合時宜的」、是「時空錯置的」，因此是「當代的」。詩歌史中之洞庭、書畫史中之廬山，雖是文人一再遊歷的名勝，卻並不因此限制了詩歌與書畫的發展，反而是文人與古人展開創造性對話的起點。因此，正如鄭在東所言，「遊歷」的目的不是「復古」，而是「創新」。就此而言，「遊歷」似乎可以被視為對「現代性」所造成的「斷裂」（如「古／今」、「東／西」）的一種修補策略，在因「技術現代性」產生的「劇烈加速度」（The Great Acceleration）所帶來的歷史與文化的割裂中，透過「時空錯置」創造出一種辯證的歷史與時代意識，以為當代人尋一能安頓生命意義與價值之「歸處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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